杨亚林在镇雄调研时强调：扎下身子苦干实干 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只不过这种制度演进的实现，不仅仅需要坚持，更需要时间的经过，虽然在当时英国主要根据欲望实现，在今天则必须根据计划在社会工程中主动予以实现。

在这方面，贺卫方教授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知识人更需要做的是正本清源，描述和论证宪政得以实现的真正路径，从而逐渐形成一种足以制约专横力量的舆论和观念环境。劳教制度允许不经法院审判，由行政机关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4年之久，是传统社会主义法制中最坏的一种制度。

同理，现行《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中国历史上，1912年3月公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首次确认国家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其实这也就是宣告天下是大家的。现行宪法序言最后自然段和正文第5条分别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2013年第20期《求是》杂志在头条发表了一篇直接反映中共中央立场的文章，其中写道：与一些认同‘社会主义宪政的提法，认为这个提法有利于强化宪法权威、推进依法治国的学者不同，有些人主张的‘宪政民主有着确切的政治内涵和指向，就是西方那一套制度模式。西方敌对势力和海内外自由化分子无不力主宪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把宪政看作是最有可能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突破口，作为图谋推翻四项基本原则(指中共的领导、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引者)的政治策略和途径。

只要落实这种限制，宪政就有了真实的内容。这个结论笔者在微博上公布并挂了数月，并没人出面否认。如有把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则宪法的执行便必定不完善、不彻底。

[29]规则是rule的中译，规范是norm的中译，含义相近，我们把它们作为同一个概念来使用。宪法作为法家族中的一员，与其他法律相较，它在性质和内容上有两个不同点，这两个不同点增强了它的规范性需求。1．法律具有规范性，宪法作为法律必须具有规范性。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也有相当一部分宪法学者仍然处于这种状态……许多宪法学者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转向了从某些事实命题之中去追寻、提取、确认、或甚至直接推演出规范性命题的立场，即恰恰‘返回到西方法哲学史上备受争议的做法上去，却依然没有意识到事实与价值、实存与当为之间的对峙关系。

在一定意义上，宪法具有治国工具的属性。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肯定四大自由就是否定该宪法第28条的自由。

值得欣慰的是，专政这一词在党的正式文件出现的频率正日益降低。之下的最高这是明显的自相矛盾，这一表达方式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宪法》中立即被纠正。实践宪法理论将支撑政治运作的看不见的法律规则作为宪法渊源，这种看不见的宪法的实质正是宪法所规范的对象的行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现行宪法，再通过四次修宪，上述这样的矛盾基本上不存在了，大体上形成了一部逻辑一致的宪法，但是与宪法精神不一致的矛盾还是存在一些，例如宪法一些条款与宪法平等精神的协调问题。

胡锦涛：《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 ht-tp://www. gmw. en/content/2004 -09/16/content-101130. htm,2015年8月3日访问。[47]例如，宪法中专政概念与法治概念的协调问题。[39]事实上，美国宪法的第一句话就不是规范性的，而是陈述制宪目的。如果接受这个标准，那么，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宪法的规范性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12]另有一种一般法律渊源理论—软法理论，认为党规党法是软法，间接论证了党章是宪法渊源之一种—当然是软宪法。[28]童之伟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40]《美国联邦宪法》第一句话：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47] 四、结论 依宪治国的提出至今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将依宪治国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相信依宪治国将成为全民的行为准则。

[13]长期以来，人们一讲到法，就想到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不将党规视为法，最多称之为‘软法。该条前半句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是概括性排斥干涉，因为只要允许任何干涉，就违反独立行使审判权。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了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这是不妥当的，起码给人有个人高于宪法的感觉。[22]同前注[9]，强世功文。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要完成这一中华民族的历史性任务，首要条件是宪法本身具有合理性，足以担当起依宪治国的重任。

国际条约似乎应当作为宪法渊源，但是我国目前仍然没有批准最重要的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且我国在国际条约的国内法律效力问题上采取的是立法转换形式，似乎国际条约还不是现实有效的宪法渊源—当然，不排斥将来认可国际条约成为宪法渊源。因为如果存在单向投射的权力，这个权力就在共同体之外，或者之上，这就破坏了共同体构成的逻辑。

因此，党的领导不是以党代政，不是党超越于法律之上，党规党法不等同于法。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1969年4月14日通过）总纲部分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例如，《王位继承法》是英国的宪法渊源，但是内中并不规定谁为国王，它是王位继承的规范。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更将依宪治国作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相比之下，党规党法则由党内机构来执行，且不得依据党规党法提起诉讼。《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全文》,http://www. js. xinhuanet. com/2014-10/24/c_1112969836_2.htm。如果违反法律，严重的可以提起刑事诉讼。最后，关于宪法性惯例问题，这涉及实践与规范的关系问题，当单独讨论。

1970年下半年，在全国政协直属组的学习会上，梁漱溟对此表示异议。（4）法律的规范性隐含了最基本的价值：人际关系的可预期性，它不是反复无常的命令，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因为在立宪政体下，君主是抽象的，是由制度决定的，是制度约束的对象。[24]林教授所说的三次争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关良性违宪的争论、晚近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争论、以及有关宪政概念的争论。

这是典型的事实与规范相混淆的理论。如果承认这种理论，就会出现这样的乱象：中国的宪法渊源包含了两种相互否定的价值与规范：一方面是宪法文本，另一方面是（可能）违反宪法的事实与规范。

[26]所不同的是，良性违宪论只是肯定违宪行为的正当性，而实践宪法理论却将可能的违宪行为宪法化。如果承认宪法性法律的存在，就与宪法所规定的法律位阶不符，会产生逻辑上的混乱。富勒将规范性作为法律的内在道德之一，一套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系统所必需具备的首要素质是显而易见的：必须有规则存在。长期以来，中国宪法学恰恰存在一种盲点，即没有明晰地区分实存与当为、事实与价值，以至于陷入一种方法论上的混沌状态。

再次是宪法解释，由于我国不存在宪法法院这样解释宪法的机构，实践中也没有形成宪法解释，因此也可以否定。他说，近代宪法就是为了限制个人的权力太大，不允许把任何一个个人放在宪法之上。

（2）作为制度构成性的宪法，它不能是权力的单向投射，而是主体际关系的规范。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童之伟：《良比违宪不宜肯定—对郝铁川同志有关主张的不同看法》，载《法学研究》19％年第6期。[15]中共中央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辞典》，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